“美国维泰”的官网显示，该机构成立于1995年，自称是“独立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NGO）”，“为企业提供有助于消除劳工滥用的工具”。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2006年，“美国维泰”派中国籍员工姚文娟在深圳市成立商务咨询工作室，2009年，该工作室变更注册为“深圳市维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维泰中国”名义承担美国总部的全部对华业务。截至今年4月国家安全机关对“维泰中国”开展调查时，该公司已经建立20多人的运营团队，姚文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环球时报》记者获悉，受BCI总部邀请介入新疆棉花供应链“强迫劳动”调查的“美国维泰”，将具体执行工作交给“维泰中国”，调查项目主题是《强迫劳动的风险分析报告》，“特别聚焦于新疆棉花生产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是主要内容。项目的研究计划和方法由姚文娟负责，报告由姚文娟、“美国维泰”总部的顾问和中国团队共同完成，相关预算表中特别备注：“报告没有具体格式，需要和BCI讨论。”
该项目总预算是88200美元，其中“美国维泰”获得51950美元，“维泰中国”拿到18250美元，另有“组织利润”1.8万美元。《环球时报》记者看到的一份账单复印件显示，2020年4月至9月，“维泰中国”分4次将“BCI研究”项目报账单发给“美国维泰”总部，每次均为4562.5美元。同年，“美国维泰”总部分4次向“维泰中国”拨付了以上钱款。
值得注意的是，“维泰中国”财务报销审核、日程安排等文件均没有BCI项目活动的有关记录，该公司没有人去过新疆开展实际调查，也未发现员工赴新疆差旅费报销凭证。参与调查报告项目的“维泰中国”员工张文（化名）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报告起草期间，她从未亲自前往新疆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均为公开信息。
那么报告是怎么出炉的？另一名参与该项目的“维泰中国”员工刘敏（化名）对《环球时报》记者披露，去年2月，姚文娟给她和张文布置相关工作，给她们发送了BCI项目计划书，要求她们收集新疆棉花“强迫劳动”证据，这份计划书包含新疆土地制度、棉花种植历史、扶贫政策、反恐政策等方面，“提纲极具倾向性”。刘敏说，她每写完一部分就发给姚文娟修改，再按其意见做进一步补充。其间，姚文娟向刘敏提供大量“参考资料”，包括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的新疆棉花“强迫劳动”报告、BCI新疆棉花审核报告、境外有关新疆教培中心的相关资料等。
“在我和张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可以证实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案例。”刘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文报告里提到的国外资料均由姚文娟提供，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分析也由姚文娟主导完成。刘敏称，2020年5月初，自己写出第一版报告交给姚文娟后，她不满意，直接在邮件里说“这样写可能交不了差”。
姚文娟是将刘敏写的内容和“美国维泰”总部的报告进行对比后感觉“交不了差”的。“姚文娟当时的意思是，按照我的写法，和‘美国维泰’的报告就是各写各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报告，”刘敏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维泰’主要参考的是国外那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声音，得出的结论是倾向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强迫劳动风险’。但根据我们当时查到的资料，没有发现这种风险，没有相应的信息与‘美国维泰’呼应。”
刘敏认为，经过姚文娟修改的第二版报告对“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分析存在可质疑之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观点先行，即有了判断性结论后，再去找相关报道予以“验证”，“好像必须找到风险才可以”。“比如撰写中文报告时，姚文娟认为扶贫政策中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便让我去找可能存在‘强迫嫌疑’的报道，最后采纳‘扶贫干部一次次上门家访’作为推测‘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依据。”
刘敏还以童工问题举例。根据他们收集到的公开资料，无法得出新疆棉花生产存在“使用童工”的问题，但姚文娟执意要求查看BCI审核报告，看能否发现有“使用童工”的记录并放到报告中。尽管最终也没发现确切证据，但姚文娟在中文报告中仍得出结论：“我们分析，大规模组织学生采棉的可能性非常低。然而，结合维泰对其他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用工情况的调查经验，如果一个家庭种植棉花，家中未成年儿童在放学后或休息日参与家庭采棉劳动的风险依然存在。”
“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在其他国家种植棉花的家庭里只要有未成年儿童，都存在‘使用童工’的风险？”刘敏说道。
张文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经过修改后，她和刘敏在2020年6月向姚文娟提交了接近定稿的新疆棉花产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提交版”），2020年8月，姚文娟向她们二人分享了“美国维泰”总部汇总后再由BCI审阅的报告最终版（以下简称“审阅版”）。
张文透露，“提交版”和“审阅版”均存在多处“有罪推定”。比如，在有关扶贫项目的段落中，“提交版”写道：“通过政府统一组织招聘拾花工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排除出现强迫劳动风险……不能保证在招募贫困农民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摊派’，或者在招募过程中所有负责此项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充分尊重贫困农民选择就业的自由。”“审阅版”则称：“现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有可能胁迫农村贫困劳动者参加扶贫项目下的棉花采摘。扶贫计划有约束性的目标，包括就业目标。一个地方官员的表现是根据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来衡量的……这可能会激励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向贫穷的农村劳动者施压，让他们从事本不想从事的工作（包括采摘棉花）。”
张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用“摊派”“胁迫”“施压”等词语描述“完成扶贫指标”，BCI总部似乎对此很满意，该组织的报告审阅人DamienSanfilippo甚至在相关段落批注道：“谢谢，这是一种典型的增加价值的分析。”
“在调查报告里写上带有倾向性的批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张文说，对于一份不预设立场的报告，这很反常。
再比如谈到新疆服装行业时，“审阅版”称：“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制造业的突然发展可能会给贫穷的农村劳动者带来间接强制劳动的风险。对于一些不习惯或不想从事制造业工作的维吾尔族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可能与他们的习俗和农村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在张文看来，这是公然将新疆的制造业发展等同于“强迫劳动风险”，相当于无理要求当地不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首先，这份报告的起草过程就存在局限性，因为我们收集到的都是二手资料，它的时效性、完整性会存在一些问题。”刘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另外，报告素材选取和呈现也存在很大偏颇。“就连姚文娟也说过，新疆的话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去解读。我们收集的素材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报告没有体现出这种复杂性。最初，我们报告里关于新疆正面、客观的介绍是作为前言内容的，但这部分内容后来被直接放到附件中。谁都不会认真看附件，读者一打开报告，就看到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分析，很容易先入为主。”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今年4月11日，姚文娟得知“维泰中国”被调查、BCI总部的行径被媒体曝光后，她向公司职员群发邮件，为自己开脱辩解，但邮件内容的逻辑无法自洽。姚文娟声称，这项调查是一个“案头研究项目”，由于和BCI总部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规定研究结果“只在维泰和BCI有限人员”之间分享，因此公司的绝大部分同事并不知道该项目。
姚文娟将自己主导这次调查说成是出于“新疆情结”，称她当初接受这个项目“很犹豫”。“因为我深知，新疆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牵扯到诸多因素，要用西方人看得懂、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内心的新疆情结又驱使我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帮助新疆。”
“我认为这是她的一面之词，”刘敏对《环球时报》记者道出她的疑问，“如果项目的出发点是BCI总部不想放弃新疆市场，那么收集素材以及立论时的出发点应该是证明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或者哪些政策确保了不会出现强迫劳动……但结果是，姚文娟不但没有帮助澄清关于新疆的不实报道，反而迎合了西方的偏见。”
刘敏认为，姚文娟一直要求员工收集有“强迫劳动风险嫌疑”的资料，不排除是为了向客户推销后续的服务，“可能是为了赚钱吧”。
“在BCI总部、‘美国维泰’总部和我们这些起草报告的员工之间，姚文娟扮演了一个中心节点的角色，由她去和各方沟通，所以她是起主导作用的。”刘敏说，这份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姚文娟观点的体现，“如果碰到需要质疑的地方，她完全可以向客户反馈，但她没有这么做，只是在迎合”。
根据《环球时报》此前调查，BCI总部一直秉持“有罪推定”的逻辑来配合美西方反华势力针对新疆的抹黑。实际上，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时，BCI在新疆的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今年3月，BCI上海代表处在一份声明中再度表示，从2012年至今，从未发现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然而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结果，BCI总部并不满意。一名BCI上海代表处的前员工透露，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先行”，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为迎合反华势力，他们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报告起草人刘敏和张文的工作和生活已受到很大困扰。“我很爱国，但没想到会卷入这样一桩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这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张文说。
“在过去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能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这几个月，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刘敏说，她不确定姚文娟为何选择安排她和张文参与该项目，“也许是因为，她认为我们缺乏政治敏感，同时看出来我们不太懂得拒绝。撰写报告前期，我们都是进行正常的邮件往来、开会，但报告提交后，她才告诉我们要把相关资料和邮件删除，这种做法就不正常，说明姚文娟知道这件事的敏感性。在她的安排下，我们卷入了这件事，个人权益遭损害，我肯定要保留相关法律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