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Jerilyn Gabruck来说，今年三月初，生活虽然忙碌，但一切仍有条不紊。
她和丈夫还有三个孩子刚刚举家从阿尔伯塔省的Provost搬到了埃德蒙顿以东100公里处的Vegreville镇。除了兼职护士的工作，35岁的她还刚刚开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做家庭相关的咨询。
前不久，她把孩子让父母帮忙照看后，和丈夫以及两个朋友精心策划了一次前往墨西哥的旅行，旅行途中还在盘算着回去之后要大干一番。
3月7日，Jerilyn和她的丈夫Mike从坎昆飞回了Saskatoon，在那儿和父母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四个小时的回家之旅。
刚回家的那天晚上，终于能舒舒服服躺在自己床上后，Jerilyn突然感觉自己似乎有些发低烧。
起先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没感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干咳或者呼吸急促等症状。虽然从新闻上已经知道新冠病毒正在亚洲和欧洲肆虐。 但在加拿大，疫情还处于早期阶段，只发现了约50例确诊病例。而墨西哥也仅仅发现5例。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她觉得最好先给阿省卫生服务部门打个电话，毕竟她是一名护士，而且刚刚从国外归来。 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进行冠状病毒检测，她也没当回事，自己怎么会感染呢？应该只是旅途劳累，得了个小感冒而已。
没想到，Jerilyn就这样成了阿省最早确诊新冠的病例之一。 由于她的症状较轻，可以自行在家隔离，但她的家人也必须和她一起隔离。
就这样，她和家人的生活一下停滞了。
一开始，Jerilyn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可当Jerilyn发现自己浑浑噩噩到忘了今天是星期几时，才意识到，隔离已经把她和家人生活完全改变了。
毫无疑问，她在墨西哥海滩上制定的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更糟糕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隔离期，让将来的路充满了未知。房子什么时候才能翻新？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学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被隔离，自己的咨询公司事业怎么办？当所有这些都结束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这些问题全都没有答案。
Jerilyn的遭遇，是整个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缩影。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一切都停摆了：国境关闭、非必要商业活动取消、社交聚会暂停、歇业在家、旅途归来还要在家隔离两周，隔离期连平常习以为常的买菜都要让人代劳…
这是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经济实验和政治实验。它遍及全球、遍及每个国家、每个州、每个城市、每个社区、每一家。在加拿大，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将3800万人放入一个全国范围的隔离区，并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人们共同的基础信念：秩序、取舍、以及，在这种情况之下，生命第一。
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Kerry Bowman说：“之前我们听政客们说，在加拿大人们会互相帮助，这回终于能检验出这话的真假了。”
可万一不是真的，该怎么办？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想，怎么办？毕竟，如此大规模的社会隔离，必定意味着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冲突：尊重个人权利、保护个人隐私、自由市场经济。在当局要求加拿大人隔离时，很多人依然在海滩聚会、去商场购物，抢购现在“珍贵”的卫生纸。
在3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鲁多总理怒了，“真的够了（Enough is enough）”。他表示，如果人们自己管不住自己，国家会为了更长远的利益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他告诉仍在参加派对的人们：“回家，然后待在家里！这是警告，而不是恳求。”几天之后，总理下令：从国外返回加拿大的任何人均需自我隔离14天，不允许有新冠症状的人乘坐飞机。
“这似乎是我们这个国家走向真正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Kerry Bowman说：“但是你需要在你家里团结，要不和别人见面地团结，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奇怪的挑战。”
更大的挑战在于，就算我们都这么做了，再过多久加拿大才能真正地“团结”呢？我们又将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需要牺牲多少身心健康、改变多少生活状态，才能让整个国家在这场疫情中达到一种平衡的新常态呢？
Jerilyn Gabruck在隔离期间，虽然在网上定期更新自己的视频日记，但她真的不经常看新闻。接受采访时，她说：“我真的不想关注那些负面消息，我不想让自己充满负能量。”情况也确实如此，从隔离开始到3月底，新闻中充斥着各种吓人的消息：养老院爆发新冠疫情、感染新冠的病人在ICU都一床难求。
当然，对于她来说，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她在一段视频中说道，尽管隔离期间没有收入，但家庭经济状况还不成问题。而且，幸运的是，她的丈夫和父母新冠检测均成阴性，她的孩子也没有任何症状。隔离一周后，她已经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再过不久，她还会再去检测一次，希望那时自己检测也是阴性，就可以重获自由。
不过，就在同一段视频里，Jerilyn也道出了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已经不再一样了，所有人，每个人都在家里。没有人能去任何地方。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