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雷·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在自己写的书《马尼》(Mani)中讲述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轶事。故事讲的是一个炎热的傍晚，在希腊小镇卡拉玛达(Kalamata)，弗莫尔和他的晚餐同伴抬起餐桌，把它挪到海里，然后坐下，任由海水浸湿衣裤。过了一会儿，侍者端来一盘烤鱼，平静地看着被挪到海里的餐桌，用希腊人特有的不慌不忙、坚忍淡泊的态度， 着水把菜送到了餐桌上。很快，用餐者周围漂满了小船，有的船上奏响了布祖基琴声，有的船上的人则递上了葡萄美酒。一个典型的带有弗莫尔风格的晚宴就这样达到了高潮。卡拉玛达镇位于希腊偏远的马尼地区，弗莫尔的这本书正是以此地命名的。这件事发生在二战结束的几年后，当时英国人在这个偏远地区仍很稀罕。但是，今天再驾车经过卡拉玛达镇的话，已经很难想象还能重现当年的场景。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沉睡着的小村庄，现在已经充满了鸡尾酒酒吧和排球场。就算不考虑战争的因素，遥远的50年代也彷佛像是处于另一个千年之中。
弗莫尔已于去年仙逝，享年96岁。在很多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心目中，他有个昵称叫“帕第”(Paddy)。在人们的记忆中，弗莫尔不仅是他那一代人中乃至他所处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游记作家，他还是克里特岛战役的英雄，在那场战役中，弗莫尔是英国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撰文怀念弗莫尔时写道，“只要读他的文字，想起他这个人，一个理想的英雄就会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希钦斯认为弗莫尔是英国辉煌的“学者战士”一代中的佼佼者。这一代人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战场上饱受锤炼，他们中的典型代表还包括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诗人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以及与弗莫尔私交甚笃的学者兼作家菲尔丁(Xan Fielding)。二战期间，菲尔丁也活跃在克里特岛和埃及等地，而且正是弗莫尔上述晚宴中的宾客之一。弗莫尔夸赞菲尔丁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多面手，既勇敢又浪漫，既富有教养又放荡不羁”，其实，这样的描述跟弗莫尔本人也挺配。
但弗莫尔还有与之不同的另一面。他在1915年出生于一个英裔爱尔兰上流家庭，父亲是位知名的地质学家。长大后，弗莫尔只身出走，几乎迫不及待地逃离了他所处的上流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对他的期许。18岁那年，弗莫尔徒步穿越了欧洲，抵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一壮举随后被记录在其著作《礼物的季节》(A Time of Gifts)和《游走于森林和湖泊之间》(Between the Woods and the Water)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弗莫尔走遍希腊，掌握了希腊语，并对这个国度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在此期间，他与一个罗马尼亚贵族妇女巴拉夏?坎特丘津(Balasha Cantacuzene，一个优雅的拜占庭名字)坠入爱河，战争爆发时，他正呆在女方位于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家中。
因为对希腊的深入了解，弗莫尔被英国政府派遣到阿尔巴尼亚。之后，他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空降到被德军占领的克里特岛。1944年，弗莫尔和一小组克里特岛的游击队员以及英国突击队员绑架了德军驻克里特岛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克赖佩将军(General Heinrich Kreipe)，穿着德军制服，开着克赖佩的军车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如果暴露他们会被当场射杀。）克赖佩后来被弗莫尔秘密带往英属埃及，当他们穿越艾达山(Mount Ida)时，传奇的一幕发生了。弗莫尔是这样回忆的：
克赖佩将军的目光越过整个山谷，望向那闪亮的山脊，自言自语道：“Vides ut alta stet nive candidum Soracte”（看啊，那索拉泰山(Mount Soracte)在白雪皑皑中熠熠生辉）。这碰巧是我知道的一首“贺拉斯颂歌”(Horace odes)！于是我从他停顿的地方接着吟诵下去……克赖佩将军的蓝眼睛从山脊转了过来，看着我──我诵完后，沉默了许久，他说：“Ach so, Herr Major!”（哦，少校！）这真是很奇怪。但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战争似乎已不复存在。彷佛我们很久以前就曾同饮这一片甘露。接下来的路上，我们之间的相处完全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