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茶点时间通常不能用“普鲁斯特式”一词来形容，事实上，在这里享用茶点的感觉几乎就不可能是“普鲁斯特式”的。但这个考究的形容词用来形容居尔金(Serdar Gülgün)那个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是很贴切的。身材纤长、带着几分孩子气、举止优雅的居尔金脚穿带着蓝天鹅绒流苏的拖鞋和一双与之搭配的短袜过来开门。他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亚洲侧的琴盖尔柯伊(Cengelk?y)的费祖拉大街(Feyzullah Street)上，街名听起来有些奇怪，见面后他立即解释说，这条街的名字几乎可以当笑话来讲──他家的大宅是由一名匈牙利流亡军官在19世纪50年代时建造的，这名军官起了个伪东方的名字费祖拉。他说，“这是我们亲爱的伊斯坦布尔的完美象征，不是吗？东方和西方，又回到了一起──啊，但也不完全如此！”
他一边捻弄着自己完美的、几乎是标准的达利式胡子，一边说，给楼上那个毛绒狮子戴上皇冠“只是为了好玩”。居尔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为土耳其时尚公司Vakko提供咨询，在伊斯坦布尔精英群体中很有名气。他领着我穿过泳池房、凉亭和花园，进入这座经过整修的豪宅的底层，在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乐此不疲地对这里进行整修。在这儿你可以见到门廊两侧各有九间屋子的传统奥斯曼式布局──这间门廊富丽堂皇，有很多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喜爱的巨大的叙利亚镶珍珠母镜子。
我们上了二楼的“sofa”（在土耳其语中意为“起居室”，在英语中，这个外来词意为起居室中最有代表性的家具“沙发”），他说，“你可能会认为我这个房子相当老派。我重建了一个奥斯曼时代的老宅。就连 体内的木建部分也是奥斯曼时代的技术。但其实它是典型的当代风格。二十年前，伊斯坦布尔根本没有人重建任何东西。这种房子──完全是属于当代的。我们厌倦苍白的国际化，厌倦了事事模仿西方。我敢说，我们最终在回归我们的文化根基。”
起居室是十字架结构的，天花板形似毡房，也就是土耳其游牧民族的帐篷。居尔金解释说，在奥斯曼帝国，人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喜欢把基督教元素和游牧元素结合起来。坐在这里喝着茶，吃着芝麻酱饼，置身玳瑁工艺品和18世纪的意大利穆拉诺(Murano)枝形吊灯（上面是有了缺口的原装的紫色玻璃）之中，你也许会感到，以戏谑的融合主义为特征的奥斯曼灵魂终于又回来了──不过，它有意以一种顽皮的形式出现，与这座城市当前的善变情绪相得益彰。
当我们想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两件在理论上水火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伊斯坦布尔是重焕生机的艺术节和风景画廊之都，是富有的艺术赞助人和Vakko的世界。Vakko协助赞助了一年一度的Istancool艺术和文化节，今年5月份，电影制片人卡萨维兹(Zoe Cassavetes)、克莱门特(Chiara Clemente)和罗曼尼克(Mark Romanek)等人都参加了此项活动。而另一方面，以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为代表的伊斯兰化趋势在逐渐增强。这一股保守力量主张与西方及其邪恶的方式分道扬镳，让土耳其回归其曾经独霸了几个世纪的中东地区。我问居尔金，在当今的伊斯坦布尔，这两股令人不安的迥异趋势是否出现了碰撞？
他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问题没那么简单。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古怪的城市，有点像一个游乐场，是像你这样的外国人的天堂。你可以挑选和选择你想要的东西。这里有一系列群落，你可以住在你喜欢的群落里。一些群落在宗教上比较保守，另一些则比较开放。这就是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这些年来，我和父母到这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城市来过多次，但大约一年前我搬到伊斯坦布尔后却发现，这座大都市与我印象中的样子几乎完全不同了。在遥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革厂的恶臭味会飘进在保加利亚上空飞过的飞机机舱里。看不到什么艺术设施，也看不到国际化的菜单。然而，当我手拿汗津津的旅游手册漫步，经过法提赫(Fatih)和苏丹艾哈迈德(Sultanahmet)那些纪念碑时，迷失在地下水宫(Sunken Palace)内时，看到庄严的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Sokollu Mehmet Pasha mosque)和鲁斯坦帕夏清真寺(R口stem Pasha mosque)梦幻般的蓝色时，我总会想起拿破仑(Napoleon)那句古怪的名言，不过，出于某种原因，这位国君从未实践过这句名言。他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伊斯坦布尔“会成为首都”。罗马人显然也是这样想的。
在奥斯曼时代，伊斯坦布尔曾被称为“幸福居所”(The Abode of Happiness)，如今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很好地印证了拿破仑的那句话（制革厂的臭味也消失不见了）。在一个温暖的夜晚走进古城区贝贝克(Bebek)，费力地穿过挤满穿流苏靴、乘坐宝马(BMW)敞篷车的女孩的小巷，越过Kitchenette餐馆门外嬉闹的人群，就会看到阿纳维特柯伊大街(Arnavutk?y Caddesi)的广告牌，上面有最新肥皂剧的广告。它们通常是古装剧──有点像《都铎王朝》(The Tudors)，但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服饰。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装剧是花团锦簇的《奥斯曼帝国》(Osmanli，Osmanli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奥斯曼”的意思)和讲述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生活的超级烂片《辉煌世纪》(Magnificent Century)。这些连续剧非常流行，但它们不过是国家的宣传工具而已。为庆祝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拍摄的影片《征服者：1453》(Fetih: 1453)是今年年初的大片。“Fetih”在土耳其语中是“征服”的意思，这部电影在国际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于今年夏季在巴黎放映，很了不起。
《辉煌世纪》的布景无疑是非常壮观的。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器物材质、色彩设计都处理得很完美，就像居尔金的豪宅一样，这种对奥斯曼时代一丝不苟的重建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该剧制片人对国家心态做出了完美的判断。你会经常听一些居民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土耳其是落后而无足轻重的，而现在则成为欧洲和中东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不过这只是一种浅层的自豪感，是对这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帝国的矛盾的自豪感，源于有时显得粗野、鲁莽的发展步伐。我最近参加了一次在比于克阿达岛(B口y口kada)举行的餐会，在餐会上，我们的视线掠过昏暗的水面，远眺对岸满是摩天大楼的明亮的城市。一位在岛上长大的年轻来宾说，他10岁时那里还是漆黑一片。他说，“现在的建设速度和当年奥斯曼人建伊斯坦布尔一样快。”
1922年奥斯曼帝国覆灭后，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对土耳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世俗化改革。阿拉伯文字事实上被禁止了，这就意味着，现在土耳其人到美丽的埃于普(Ey口p)公墓去的时候，他们都看不懂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了。在1829年之前，墓碑顶部会砌有逝者的头巾图样──在1829年到1925年之间，墓碑顶部砌有逝者的土耳其帽图样。但到了1925年以后，墓碑上就不再有任何帽子图样了。凯末尔要求土耳其人戴有檐的帽子，同时也对墓碑的样式做出了规定──阿拉伯式样、头巾、土耳其帽都在禁止之列。
这个小小的例子印证了土耳其是如何被迫抛弃自己的过去的。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坦布尔已经变得炫酷、时髦、国际化（这里新建了很多博物馆，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Istanbul Modern)就是其中之一，塞利姆三世(Selim III)的兵工厂Tophane也被改造成为一个艺术区），但土耳其与其历史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未化解。一位年轻的土耳其朋友、讽刺电视节目《Heberler》的编剧屈尔克吕(Ezgi Esma Kurklu)这样说，“我们输入外国文化时会将其‘艺术节化’──我们把它封锁在隔离区内。但真正能吸引我们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土耳其潜意识里正在回归奥斯曼时代──我们的精神分裂状态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
这种潜意识能以微妙的、难以名状的方式觉察到。你可以从某座目前恢复生机的苏非派托钵僧修道院（比如努尔丁?杰拉希修道院(Nureddin Cerrahi Tekkesi)，这是18世纪圣者努尔丁(Pir Mehmed Nureddin)建立的托钵僧学校，位于卡拉古拉克(Karag口mr口k)一个满地沙砾的角落）中瞥见这股潮流，该教派一直到最近都是被禁的，但现在正在整个城市蓬勃发展。而在社会的另一端，透过伊斯坦布尔杰出摄影师埃尔图(Ahmet Ertug)那座翻修得美轮美奂的豪宅，这股潮流也可见一斑。埃尔图的工作室位于贝伊奥卢(Beyoglu)一条古老的小巷中（豪宅曾属于黎凡特(Levantine)三姐妹，如今她们诡异的面孔装饰着楼梯井）。埃尔图那些恢弘的摄影作品探索了希腊罗马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你在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内看到的那些摄影作品就出自埃尔图之手。上世纪七十年代，他还在一个负责监管旧城改造的委员会里担任过负责人，该委员会把号称伊斯坦布尔牛津大街(Istanbul’Oxford Street)的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建成了行人专用步行区，并为这座城市当前的艺术复兴奠定了基础。他目睹伊斯坦布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肮脏、土气的旅游城市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一个在狂妄自大的新财富与新近复苏的古老文化意识之间眩晕摇摆的大都市。
埃尔图坐在他的古董、地毯和大量线装书中间，说道，“伊斯坦布尔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但现在我们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患有健忘症。”他看上去有些沮丧，但又带着种古怪的坚毅神情。他说，“但人们渴望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比概念装置和艺术聚会更深层的东西。这是一个异常伟大的城市，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但我们对它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没有辜负它？”
我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30年里不是从450万增加到了1,500万吗？”
埃尔图答道，“这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还有就是伊斯坦布尔富起来了。”
由于土耳其经济蓬勃发展，年增幅达到8.5%（至少到去年为止是如此），伊斯坦布尔目前的亿万富翁几乎和伦敦或莫斯科一样多，比巴黎要多很多。因此，这里出现了Akmerkez和Kanyon等巨型购物中心，出现了奢侈的健身文化和对地位的迷恋。而且，如此多的历史名胜──它哀伤、鬼魅的氛围──让伊斯坦布尔再次成为欧洲娱乐链中惹眼的一环，而19世纪末的伊斯坦布尔正是这样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流光溢彩的美和同样精彩的饮食更是强化了这一形象。年少时我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时，吃的东西还只有烤肉和土耳其式优酪乳，而现在这里有了Karak?y Lokantasi和Mikla这样精致的新餐馆，让人很难想象。每年都会有新餐馆开张，使伊斯坦布尔也成为食客云集的乐土，这里的饮食艺术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国际化的，但已在某种程度上日趋完美。
近年来，国际艺术和文化组织Istanbul ’74成为了连接伊斯坦布尔和外部世界的出色平台，该组织由米夫蒂奥卢-埃塞利(Demet Muftuoglu-Eseli)和她丈夫埃塞利(Alphan Eseli)于2009年创建，他们也是Istancool的创始人。5月底的一天夜晚，我和Istancool的一群宾客乘坐游艇，从博斯普鲁斯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Bosphorus)前往亚洲小村坎迪利(Kandilli)。在聚集了像卡萨维兹和罗曼尼克这样的电影人的人群中，我注意到了土耳其女演员库布尔(Meltem Cumbul)和巴图(Pelin Batu)，后者戴着一个夸张的帽子，看起来就像在搞植物学试验一样。
本文发布于： 2012-9-26 0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