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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制度公投讨论已经到了尾声,因为公投本身也到了最后截止关头。我已经说得很明确,华人作为少数族裔,理论上无法决定公投结果,唯一的可能是非华裔公投票势均力敌,相差不到一两个百分点,华人的少数票,极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我是很期待这种情况发生,华人来加拿大百年以上,凡淘金、修铁路、参加二战,贡献卓著,唯独没有在加拿大制度建设上有过明显作用,如果在影响未来百年的选举制度上,卑诗省华人给出“关键一击”,对华人地位型塑,可谓百年一遇良机,也可纠正影响加拿大百年的“欧洲中心”论,对未来权力分享,意义重大。
对于制度改变讨论,只要秉持理性态度,都应该欢迎,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日前跟加拿大现今最重要的一些人物闭门讨论比例代表制,其中包括温哥华太阳报总编辑。当我聊到一旦比例代表制通过,华人社群或许也可成为建新党的少数族裔之一,他们都大吃一惊。在他们印象中,华人是政治冷感一群,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这种想法,与华人社群依赖大党“做主”的集体心态,确实相当吻合。其实,脚上穿着“大党”鞋子的反对比例代表制当中的一种声音,更是走过了头,竟然拿出2017年担任省督的朱迪思·吉钦(Judith Guichon)的例子,来为反对比例代表制说项,认为比例代表制产生不出大党领先局面,最后要省督来决定省长,造成宪政危机。这种说法,与当时事实不符合,也是给省督抹黑,且有让省自由党“陷入不义”的情况出现。
2017年选举结束后,出现了两党都不过半的情况。省自由党是最大党,43席,自然有率先组阁宪法权力,但是绿党三席足以成为“造王者”关键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简蕙芝和贺瑾都宣布要与绿党谈判,这等于是形成共识,谁赢得绿党“青睐”,谁就可以得到44席或者以上的组阁权力,这是“愿赌服输”的民主共识。谁知,简蕙芝到这样的时刻还是“权力傲慢”,自己不出面,而让副省长出面主谈;另一边,贺瑾则放下身段,亲自与绿党领袖韦弗恳谈,甚至同意进行对新民主党这个大党非常不利的比例代表制公投,摆足架子,直到最后关头才让绿党表态支持新民主党。如此,简蕙芝理应认输,让新民主党和绿党组成六十年来第一个少数政府。谁知,唯权力第一的简蕙芝毫无风度“认输”,强行以第一大党组阁,并为了保住权力,竟然破天荒地在就职演说中全面导入新民主党和绿党政纲,给省自由党带来重大伤害。这个就职演说是省督宣读的,简蕙芝等于是羞辱了省督,也羞辱了民主政治基本原则,浪费纳税人金钱。
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少数政府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只有两周生命,就会被不信任投票赶下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样的少数政府,简蕙芝仍然没有任命最有实力的华人新科省议员李耀华进入内阁,可见简蕙芝要华人是做“乖乖牌”,而非独立思考的有能力者。本来,解散议会权力在简蕙芝手里,她如果想权力想疯了,那就可以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另一次选举。但当时民意显示,选民根本不想有再一次选举,简蕙芝如果“霸王硬上弓”,极有可能在选举中造成自由党惨败。因此,简蕙芝竟然把“背黑锅”的主意打到省督头上,想要“既作婊子,又立牌坊”,“说服”省督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这就出现了“简蕙芝面见省督超出既定时间”的闹剧。
然而尽管省督朱迪斯是简蕙芝推荐总理任命的,但她拒绝进行不符合宪政原则的“政治交换”,而是遵循省督只是“象征权力”的地位。既然省长没有解散议会,她就回到宪政原点,让在简蕙芝组阁前就应该组阁的贺瑾进行组阁。这样的决定,让省督避免了“背黑锅”,也让宪政民主避免一次危机。
事实证明,一错再错的简蕙芝根本不应该在留在政坛,所以她违背自己的“承诺”,没有坚持继续做在野党领袖,这是她在省选前后唯一一次正确的抉择,省自由党也松了一口气。历史证明她的错误,在领袖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批评简蕙芝超越政党分际,拿左派新民主党和绿党政纲来“维持权力”的继续。
这个案已经是铁案,现在还有人要翻案,把责任推在省督头上,为简蕙芝叫屈,这是荒唐,也是在害省自由党的重建。对简蕙芝的一系列荒唐行径,我在当时都做出严厉批判,这可以参阅我的评论集《政见》。
最后要说明的是,比例代表制没有关上大党独享权力的大门,只要有好的领袖、好的政纲、好的候选人,大党完全可以赢得多数政府,选民的智慧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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