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或改写中国历史

1986年四川广汉发现三星堆两座器物坑，震动世界，或由此改写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因为一向认为在战国才萌芽出现的成都平原文化，实际上早在商殷时代就产生了高水平的青铜文化，证明中国文明绝不仅仅来自于黄河流域，而是多元化的来源，由此推翻了传统的史学叙述。

探讨三星堆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甚至对中国的形成与演变都具有界碑性质，应该怎么估价都不为过。通过分析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与影响，可能涉及到世界文明同源的问题。

三星堆遗址饱含丰富的文化堆积，甚至可以远溯到新石器时期，一直到古蜀国，其文化程度远高于仰韶、河姆渡、红山和良渚等。由此印证了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与中原商朝并驾齐驱，这点目前在学术界越来越形成共识。

三星堆遗址的“广汉玉器”最早面世当在20世纪20年代，偶然中透着必然，由此揭开古蜀文明的冰山一角。“蜀”字已经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两种文化那时就有过接触。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与中原文化带有明显的不同，应该是并行产生与发展的文化体系，彼此交叉是后来的事情，没有主从关系，谁影响谁的程度更大都很难说。三星堆遗址挖掘的古城，无论从规模还是华美，与商代中心的二里冈不相上下，已经表现出很高的文化实力，可以作为中国境内一个独立的古代文明中心。

大量青铜铸像群出现在三星堆，这在中原商周文化中是罕见的，有一种很突兀的感觉。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却出现过，使学者不得不到近东地区乃至爱琴文明中寻找源头。

三星堆的都制建设体现为蜀人固有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原发性，有羌氐文化的土著特征，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和祭祀礼仪。三星堆文化与商王朝文化具有对等性，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彼此之间不存在共主与臣属关系。三星堆文化带有双向性，一方面吸纳大量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不断输出自身的文化。最近宝鸡等地区的考古活动，就发现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嫁接。

三星堆文化可谓一言难尽，有浓烈的外来特征，与外来民族迁此有关，吸收了西亚文明，甚至与早期蜀文化都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一种“复合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世界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物质文化基础，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还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与中原几乎完全不同，高鼻梁，深眼窝，大嘴巴，有些类似中东甚至外星人图象。

现在三星堆文化已经成为一门世界级的独立学科，召开过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主要国家都有学者的专著问世，其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但距离真正揭开其神秘面纱还很远。甚至有学者认为，独立发展的三星堆文化已经超过了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与相关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都是建立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之上，有实物作为依据，从断层可以清楚地发现很厚的文化堆积。一个大胆的推测是，三星堆文化很可能是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有机衔接，现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对此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仍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抵触。笔者认为，在三星堆文化的探究中，应该大胆地突破某些“思想禁区”，还原史实真相，勾勒出清晰的流向图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也必将使世人对广义的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还有一个可以探讨的领域是，三星堆文明研究提出了需要重新认识的内容，即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因为根据三星堆所提供的实物资料分析，在巴蜀与古印度、中亚和西亚之间，早在商周之前很可能就开始了相当密切的文化交流。不过这种迁徙交往所导致的文化震荡，由于种种科研手段的限制和辅助背景的模糊，仍然披着浓厚的神秘外衣，有待进一步剥离考证，从族际源流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理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