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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医学进步关系到人类生命质量,因此为大家所关注,在新年之际,《高度》为大家特别介绍美国著名血液病和癌症专科医生Jerome Groopman,他以专业之长盘点了“2015最引人关注的医学发现”。
正文:
每周我都会精读大约15份报刊杂志,有基础科学类、临床研究、病例探讨,还有一些是综合类的。作为一个血液病和癌症专科医生,我尤为关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进展,不过我也很关心其它领域的类似报道。这些研究成果或许可以推翻传统的理念和操作,或者可以与亲身经历或家人遭遇的困境有些联系。以此为标准,我整理出2015年最引人关注的医学发现。
1、医院外的心肺复苏
几个月前,我在健身俱乐部游完泳,走过锻炼区,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从锻炼用的固定自行车上瘫软到了地上。我跑了过去,发现他没有脉搏和呼吸,就开始做心肺复苏。幸运的是,这个健身俱乐部里有一个电击器,三次电击后我继续做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病人被送去当地的一家医院,后来听说,由于他的左冠状动脉主干有堵塞,导致心脏病突发。这种突发被称为“鳏夫、鳏妇制造者”,因为它会对心肌造成巨大损伤,随之而来的通常是死亡。这个人活了下来,出院后去做心肌康复,现在又回到俱乐部锻炼了。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瑞典研究人员着重说明了在病患还未送到医院前对其实施心肺复苏,在挽救生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如果一个路人能够介入、实施心肺复苏,病患在30天里的存活率是10.5%,反之是4%。2015年6月,医学院建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跟踪系统,其部分功能就是促进、推广心肺复苏术的教学。然而,同期刊登的另一篇研究报告及编者按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其它手段,比如手机,让周边的人知道,这里有病患需要做心肺复苏。应用软件可以帮助挽救生命。
2、延缓HIV的传播
1978年,我从波士顿搬到了洛杉矶,我并没有想到会在洛杉矶直面一种新型疾病,然而几年后它就出现了。这个神秘、初期罕见的疾病,就是艾滋病,其根源也很快被发现:人体免疫缺乏症病毒(H.I.V.)。上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人员已经研发出十几种抗病毒药,极大地降低了艾滋病患者的死亡几率。然而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这个大挑战依然存在:HIV仍然通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得以传染。
2015年,巴黎圣路易斯医院的让∙米歇尔∙莫力那主持开始实施一项大胆的临床试验,来观察抗病毒药的有效性。参加试验的志愿人员被分为两组,一组在即将发生无保护措施性行为前、以及在性行为发生后立即服用抗病毒药,另一组只服用无任何功效的替代剂。性行为前后服用抗病毒药的做法跟服用紧急避孕药很相似。这项研究有400余人参与。9个月后,不服药组有14起新感染的HIV阳性病例,而服药组里只出现2起。这次试验,是在真实的行为当中引入了临床干预,也给公共卫生部门如何控制HIV病毒传播提供了建议。
3、一种病毒正在传播
2015年5月,一个鲜为人知的的病毒—Zika—在巴西现身,随后又出现在哥伦比亚和苏里南。其病原体最早是1947年在乌干达Zika丛林里的一只恒河猴身上发现的。之后将近半个世纪里,感染病例患者人数不超过15人,且都在非洲和东南亚。2007年,Zika病毒在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大规模爆发,约有3/4当地人身上出现抗体。Zika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预计它很快会传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到北美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Zika病毒、登革热和黄热病同属黄病毒家族,一旦感染Zika病毒,通常需要住院治疗,有些患者还得了格林-巴利综合征,身体的神经系统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尽管很难用杀虫剂来控制携带Zika病毒的蚊子,不过科学家们或许能用一种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培养出没有繁殖能力的公蚊子。科学家们曾用类似的方法来控制昆虫的数量及其携带的疾病。
4、来自基因组的教训
21世纪早期,人类基因组编码信息被破译,有些科学家曾预言,战胜众多疾病的那一天很快到来。然而,每当研究人员有了新发现,如何运用这项新发现、新知识却有着很多不可预测性。我们会取得某些医学上的进展,但是它们可以被用来应对那些疾病呢?9年前,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的PCSK9 基因发生了特定的变异,那么他体内的L.D.L.胆固醇含量就会很低,这会显著的降低罹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几率。过去,科学家们着重研发的是能够有效阻止基因有害变种引发后果的药物。然而2015年,美国药监局批准了一个能够仿效PCSK9基因的这种保护性变异功效的新药,也就肯定了这种保护性变异在高胆固醇人群身体里所起的积极作用。
5、阻断癌细胞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病,易感人群年龄较大,但有时也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发病初期通常无痛感,随着病情的加速发展,会阻塞肝、脾和骨髓,阻碍血细胞的正常产生,导致虚弱和死亡。传统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化疗杀死恶性细胞,所用的化学药物叫瘤可宁(苯丁酸氮芥),疗效一般,1年左右失效。
在过去的10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细胞之间是如何相互沟通的,从外部接受信号,通过分子传输,进入到内部。针对这些分子进行治疗,可以使癌症治疗更加有效并减少毒性。
在2015年12月的《新英格兰医药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里,几位肿瘤学家就介绍了这样的一种新方法:用靶向制剂伊布鲁替尼(ibrutinib)抑制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因而极大的缓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的病情,其疗效可以持续到试验期结束之后,且很少复发。癌症有多种传播系统,当一个通道被堵死,其它通道依然畅通,癌细胞经这些通道得以发展和扩散,这也是癌症治疗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是,有些时候,阻断一个传播通道就可以得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像这个伊布鲁替尼的例子。
6、复制的危机
我一直对围绕着“开放式科学合作组”的争论很有兴趣,这是由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致力于复制已经公开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实验室的领头人,我知道这样做有多难。一个最细微的技术偏离,培养细胞、量化蛋白质、找到RNA, 都可以让复制难以完成。跟人体相比,一个基础科学实验室是一个相对有控制的环境,因此,确认临床试验的结果,尤其是涉及大脑和行为的,更为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8月,开放式科学合作组报告,它们试图复制一些认知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成功的不到1/3。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原先那些研究人员是草率的或者是不诚实的,但它的确提示我们,要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实验结果,特别是那些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性研究,因为媒体常常在太短的时间里就把它们捧到了“揭示了人类本性的基本真理”的高度。
7、安慰剂的能量
我被安慰剂的效果给迷住了,其中有个人的原因也有职业的原因。由于一次失败的背部手术,我很多年都得忍受腰椎疼痛。在理疗之前,我就开始跟随专业康复人员进行训练,疼痛也得以缓解。
Ted Kaptchuk在阐述安慰剂的功效方面是个先行者,就好像是人类学和基因组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中间的一个节点。2015年,他和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强调遗传基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接受安慰剂的功效。对塑造我们的情绪和行为的分子进行管理的,是相关的遗传基因。同年,Kaptchuk还发表了有关安慰剂伦理学的文章。一度,给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开安慰剂是医生的常规做法。Kaptchuk和他的合著者在文中强调,安慰剂的功效不仅产生在病人吞咽一片惰性药的时候,而且在病人和医生开始发生亲密互动的时候也会产生,就像我自身经历的那样。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2003年一篇文章的标题:“美国药监局批准处方安慰剂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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